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４日，臧克家就姚雪垠批判自己的诗集《忆向阳》，给时任中宣部顾问的周扬写信，要求他关注这一情况。《忆向阳》是１９７８年３月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忆向阳”之定名，是因为诗写的是臧克家在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三年劳动的感受。诗集出版后得到好评，稍后就是姚雪垠给予不留情面的批
臧克家致周扬信
周扬同志：
最近期间，听到您几次讲话，真挚、热情、思想解放，使我受益较多。从三十年代起，我就追随您的领导，赞成国防文学，并加入文艺家协会，文化大革命中挨批。
我今年已经７４岁，由于在干校受到锻炼，身体较前大好，努力写作，今年将出版五六本书。学到老，写到老。
前几天听乔木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文艺界加强团结，并希望随时汇报情况。现在，我向您说一些我了解到的情况：
（１）“争鸣”是百花齐放的要求，但也有人把“争鸣”搞得有点像“争名”了，一言之差，意义天渊。姚雪垠同志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在去年１２月号“诗刊”上为文批了徐迟同志，文中漏洞极多，甚至把闻一多先生的诗句说成我的，加以“雕琢”的指责，态度高傲，盛气凌人，不在讨论问题，而在训人，打击人，徐迟同志看了十分生气，读者也大抱不平！他又在今年一月号“上海文学”上大批我的诗集“忆向阳”（我曾奉寄您一本），不谈内容，专事人身攻击，政治侮〔诬〕蔑，说我“为四人帮涂脂抹粉”，用心不良，令人气愤。中央正号召团结，有人竟为了个人争名目的，横扫一切，唯我独尊，如此发展下去，不利于文艺事业，非搞得四分五裂不可。姚雪垠同志与我相交卅年，他的作品，我不满意，一再苦心规劝，竟惹的他以此报复。请您注意到这一点。冯至同志对此也甚为不平。
（２）过去不少同志，横遭压害，被划成“右派”，而今得到平反、改正，万众欢腾，同行都高兴。这些同志中也有些人，满腹牢骚，对过去曾经批判过自己的同志，心怀不满，弄得纷纷芸芸……
（３）艺术上的不同风格，可以成为“流派”，这是自然现象，但“流派”不要搞成“宗派”，不是说现在已有此事实了，请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文艺界关系复杂，对文艺见解不尽相同，各有友朋，各有同好，搞不好的话，不利于团结，不利于文艺发表〔展〕，不利于团结一心，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以上三点想法，从观察中得来，从亲身感受得来，您对人对事诚挚热情，又是我的老领导，故敢陈情，供您参考。不对处，请您指出、批评。
本想访您谈谈，听说您极忙，故以函简代晤面。
我一切极好，愿为文艺事业尽个人一份力量。
握手！
克家上
７９．２．１４日
住：东城赵堂子胡同１５号
电话：５５７６０７
您如能抽出时间约你〔我〕去您处谈一小时，当然更感激了。我自己是有错误的，我也被迫写了“批邓”的文章，在“诗刊”会上作了检讨，“诗刊”编辑部公开发表了声明，承担了全部责任（许多同志均被迫写了文章），在政治情况复杂的时候，个人水平低，一时分不清是非。但对“四人帮”的痛恨、怒斥，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拥护与热爱，是明确的，坚决的。这一点，组织上，朋友们都清楚。
又及
我的这封信，只供您参考，希望不外传，免得惹出更大的纠纷。
《忆向阳》出版与引起争论的背景
臧克家于２００４年走完了９９年的人生历程。权威媒体罗列了他一生出版的诗集目录，却独把《忆向阳》诗集给舍掉了。概因该诗集是以“文化大革命”期间“五七干校”为背景写的。
一个人历史的书写，是与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臧克家《忆向阳》的创作也是紧密结合时代的产物。从研究臧克家的创作来说，舍掉这一部分，无疑使其创作历程有了一个空缺；而从大的历史来说，舍掉这一部分，也使人们在追述“文革”后文坛回春历程中失掉了一个具体的标本。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要求各行各业向军队学习，办既能学习，又能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校。同年８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此信精神。１９６８年５月７日，黑龙江省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农场，把机关干部和所谓的“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毛泽东得知该经验后，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五七干校”在各地兴办起来，大批干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
也就是在这一风潮中，文化部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建立了自己的干校，六千余名来自首都的文化界人士，包括冰心、冯雪峰、楼适夷、沈从文、张光年、周巍峙、臧克家等来到这里，成了革命的改造对象。
在这里“战斗”了――借用当年流行的词汇――３年的臧克家，留下了这部《忆向阳》诗作。
臧克家心中的向阳湖
近年来，对于“五七干校”的研究，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一些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人们开始进入干校时的心态。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这些文化名人们开始把去干校当成了“避难所”。但不久，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干校就成为另一块迫害文化人的狰狞之地。
也有例外。有研究认为，某些文人在干校“解放”较早，劳动轻微，政治气氛较北京安全，对干校生活颇为习惯，臧克家可为代表。（陈辽：《论“干校文化”》，《咸宁学院学报》第２４卷第２期）
臧克家的“感恩”心态是真实的，张光年在他的《向阳日记》里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情：“?１９７２年９月１４日?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１９５６年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张光年：《向阳日记――诗人干校蒙难纪实》，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５月版，第１０５页）干校留给他的终于成了田园牧歌般的情调以及“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感受。
“依依恋恋”、“几步一回头，泣不成声”，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后，臧克家仍然沉浸在这种感受中不能自拔。“人，回到了北京，而心，还在咸宁”。所以，臧克家“时常回忆咸宁”，甚至“做梦也梦到在微雨中插秧”。这样“酝酿、积蓄了二年的情愫”后，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２５日，臧克家拿起笔来写了《忆向阳》组诗中的第一首，到１９７５年４月８日，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写出五十多首。
诗言志，而其志也应让诗友分享。臧克家在写作过程中，陆续将完成的诗篇分送给友人。其中，看得最多的大概是他三十多年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姚雪垠了。
臧克家却没有预料到，这些诗竟然让他与姚雪垠三十多年的友谊画上了句号。
姚雪垠给臧克家的一组信件
在１９７５年的环境下――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姚雪垠接到臧克家陆续寄来的诗，不但认真读了，而且字里行间对老友提出了鼓励。有他给臧克家的一组信件为证：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１日，姚雪垠在给臧克家的信中写道：
你近几封信中寄来的诗，我都细读了。你的绝句胜于律诗。回忆五七干校生活的小诗，或五绝或七绝，都不错。这些小诗都很自然，清新，完整。所以写得好，主要是有生活体验。
同年１月２０日，姚雪垠给臧克家写了一封长信。先谈到他对臧诗作感受：
你这次寄来的六首绝句，我都读了数遍，颇喜“微雨插秧”二首。情义甚佳，清新，自然，圆熟。宋朝有些诗人（如杨万里、范成大）在这类小诗方面，曾达到相当高的成就。另外几首，有逊于此，但亦各具优点。“夜出工”一首，你自己喜欢“摩肩不识面，但闻报数声”。但是这两句诗，你分明在不觉中受了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影响，情味不如王维原诗。“喜奔干校”诗有“壮志学农耕”一句，你在“壮志”一词下，注了“投笔”一词。目前“壮志”用的较熟，反觉空泛。且到五七干校去的高级知识分子，“投笔学农耕”是真，说是“壮志”也不完全真实。“黑金”一首，反映生活真切，诗味稍薄。“向阳湖”一首，“水色韶光两茫茫”之句，虽然你自己较满意，但我有点另外看法，也没有十分把握。向阳湖如系荒湖，改作稻田，当然很好。如非荒湖，养鱼种藕，其经济收入，大于种稻，“荷花换作稻花香”，未必值得歌颂。想未必是荒湖，但在诗句中却没有反映出来，你如追求“荷花”“稻花香”二词组成一句诗的形象美，反而“以词害意”了。
信中接着谈到应该如何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问题：
我已读了你好多首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小诗，希望你继续写下去。我已经说出过我的整个印象，即肯定这些小诗，但又觉得深度不足。我也明白你不会同意我的“深度不足”的评语。我想像我们这一类知识分子，五七干校生活有许多是触及灵魂的，有痛苦，有后悔，有新的觉悟，有痛苦后诞生的勇气和希望。但你把这一类复杂的感情，都在诗中排除了。只写几首反映劳动的愉快，当然很好，读的人不会有感情不深的感觉。许多首都是一种情调，放在我们这个时代看，就内容浅了。至于如何反映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改造过程中的深刻感受同时，又思想情绪健康，这样的诗在写作上要难一点，但是写好，较有深度也不流于仅仅赞颂劳动生活的愉快，反而能更深刻地反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五七道路上的真实感情，会更有力地歌颂毛主席所指引的五七道路。
姚雪垠对臧克家诗作的主题有自己的看法，这看法，是以要能够“更有力地歌颂毛主席所指引的五七道路”为立意而提出来的。换句话说，姚雪垠认为臧克家没有在这一立意的基础上，写出“五七干校”“触及灵魂”的感受。
同年２月１日，姚雪垠收到臧克家寄来的十首诗作。阅读完后，１１日晨再给臧克家复信，谈及读后感受：
我比较喜欢的是：《工地午休》《场院午餐》《欣逢干校战友》三首，七律《放鸭》，你虽然用了苦心，但我仍不满足……“小黑”一诗，写你在干校养的狗，虽然生活趣味颇浓，但毕竟是小趣味，正是我辈应该竭力回避的东西。
在分送友人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１９７５年８月，臧克家将有关“向阳湖”的诗作五十七首（暗合“五七干校”之意）汇集在一起，装订成册，继续分送友人征求意见。据姚雪垠后来给臧克家的信中说，他对老友的这一举动曾予以劝阻。理由是：当时“四人帮”到处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姚非常担心臧为此事惹祸（详见下文）。不过，臧克家并没有听从姚雪垠的劝阻。
诗集出版后的风波
约在１９７７年９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向臧克家索要这部诗集，１９７８年３月，《忆向阳》面世。
在这一段时间里，形势在发生着变化：伴随着揭批“四人帮”的几个“战役”，人们越来越多地反思“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对当年建立的“五七干校”，有人就提出了质疑。北京人民出版社有的同志就认为，《忆向阳》中有些诗美化了五七干校，不应出版。也有的同志不赞成这样的意见。该社特意派编辑邵焱专门征求张光年《忆向阳》能否出版的意见。尽管张光年认为，这些诗显得太天真，但他还是认为，臧克家的诗作是“出于真情实感”，可以出书。
《忆向阳》问世后，半年的时间里，没有听到什么不同的意见。而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伴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拨乱反正的步履在加快，尤其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思想解放的潮流形成浩荡之势。一向被称之为“政治晴雨表”的文学界，其回春的历程也与中国的政治气候相伴随，以其独特的作用，推进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姚雪垠大约也觉得应该表示点自己的思考或者态度，因而就有了臧克家在给周扬信中所提到的举动：先是在《诗刊》１２期上撰文批诗人徐迟，继而在１９７９年１期的《上海文学》上以《关于〈忆向阳〉诗集的意见――给臧克家同志的一封信》为题批臧克家。
因为这封信引起了臧克家的愤怒，也因为这封信可以作为解剖文坛拨乱反正时期的一个标本，所以这里摘引如下（全信５０００余字）：
克家兄：
大作《忆向阳》收到后即读一遍，早就想给你写信谈谈我的读后意见，都为每日工作紧张，腾不出写信时间，而三言两语的应酬信是不必写的。
……
我一向热情地盼望你写出好诗，为我国的诗坛做出重大贡献。一九七三年夏天，接到你的照片，当即赠你一首七律，有两句是：“纸上青春留烙印，山头翠蔼待丰碑。”可见我对你抱着高的期望。正因为我是这样期待你在晚年的新贡献。所以对《忆向阳》诗集的成就并不满意，这一点你也许猜到。一九七五年我看了你的这些小诗，除在艺术上提一些意见外，特别提了两条重要意见。第一，我说的你的这些诗没有反映五七干校的生活实质。你回信批评我不懂得“中央精神”。在当时的环境中，我不敢就这个问题更多地、更直率地谈出我的意见，不曾同你争论。第二，我认为你没有写出来从旧社会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必要性和艰苦性。你回信说你在旧社会吃了苦的，意思是说你不需要像别人一样改造思想就已经无产阶级化了，所以你在写五七干校生活的诗中只有愉快的劳动，愉快的学习，并且对于林彪和“四人帮”将大批老干部和各种专家、知识分子不管老弱病残强迫轰下去进五七干校劳动这件事，你和别人的心情不同，竟是“号召一声响，五跃出都门”。
对于你给我的回答，我不能表示同意。我确实不懂当时的所谓“中央精神”，但是我对于利用毛主席关于五七道路的指示搞五七干校也好，强迫全家下放、名曰之插队落户也好，完全证明是不利于党也不利于国的做法。当我们为《忆向阳》诸诗来往通信时，林彪的罪恶早已暴露于天下；“四人帮”的罪恶虽未彻底暴露，但是他们那些祸国殃民的行事已经昭昭在人眼中，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在私下咬牙切齿。关于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在中央有以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斗争，加上广大干部的不满，原来林彪、“四人帮”搞得那一套在大换班思想指导下的“干部下放”办法已经行不通，大多数原设的五七干校已经结束，新的五七干校改变为定期“轮训”性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你总该承认吧。如果林彪和“四人帮”所搞的五七干校是那么好，为什么会不得人心，不得党心，非取消不可？
我也是从五七干校回来的……当时各地都是由上边下通知，被通知的同志不得不依照规定的日子和地点集合，下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说下去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这只是表面文章，欺人之谈。你想不下去，能行么？各地的情况虽有差别，但是强迫下去是一致的。以社会科学院（前学部）为例，军代表宣布的精神有三点：（一）老弱病残全都要下去，走不动的用担架抬，一个不留，这就叫“连根拔”。（二）革命群众下去是劳动锻炼，那些头上有帽子的人，下去是劳动改造。（三）那些有问题的人，我们劝告你们，别再痴心妄想回北京城了。――克家，这难道是大家愉快地下去么？你的诗，请恕我直爽地说，是按照林彪、“四人帮”所定的宣传调子，歪曲了毛主席的号召，并且用歌颂愉快劳动和学习的词句去粉饰和掩盖当年那种五七干校的罪恶实质。
……
你的歌颂五七干校生活的几十首诗是在“四人帮”最猖狂的一九七五年写的。你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出于揣摩所谓“中央精神”，精心推敲，将干校生活写成了“世外桃源”、“极乐世界”。从诗里边只看到了愉快的劳动，愉快的学习，却看不见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看不见封建法西斯主义利用五七干校等形式对革命老干部和各种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打击、迫害和摧残，也看不见革命老干部和各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除劳动愉快外还有内心痛苦、惶惑、忧虑、愤慨、希望和等待……
一九七五年夏秋之间，你写信告我说要将《忆向阳》油印一百本。我得到你的信以后立刻写信劝你不要搞，同时也给两位你常见面的老诗人朋友写信，请他们也找你劝阻。那时候“四人帮”到处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我非常担心你为此事惹祸，希望你耐得寂寞。你回信不同意我的看法，但也说尽量控制散发的数量。在这一“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时刻，人心惴惴不安，万马齐喑，你是那样地急于使《忆向阳》能引起社会重视，我确实不理解。那事情可以不谈了。但是在今天你出版《忆向阳》，你可想到这是替林彪、“四人帮”搞的五七干校涂脂抹粉，违背了当前的党心人心？
克家，请你想一想，在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地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罪恶，进一步肃清流毒的一九七八年，你将《忆向阳》诗集出版，这难道是符合时代精神和人民的心愿么？人民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而控诉和清算林彪和“四人帮”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罪恶，你却在不自觉中用你的诗集为被清算的、死去的历史唱赞歌，招回它的亡灵，还使这亡灵披上迷惑人的彩衣。这难道不是个原则问题？在这一重大的路线斗争中，你把自己的位置摆在什么地方？对待这个问题，不能凭口说，要从你的实践去检验。
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在旧社会受苦的问题，我在一九七五年接到你的信以后极其不同意你的意见，常同几个老朋友议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像你我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旧社会虽然受苦，但我们毕竟不是被剥削阶级，跟工人农民所受的苦不仅程度上不能相比，而且有本质的不同。我们这一类知识分子有同旧社会矛盾斗争的一面，也有依附旧社会的一面。你的情况比许多专靠稿费生活的人们好得多了。我们只有大胆地承认自己身上的弱点，才有自我改造的出发点，才能懂得思想改造的艰苦性。如今看来，这个重要问题，你一直不曾认真对待。你在《忆向阳》的序中写道：“干校三年，千锤百炼。思想变了。精神旺了。身体壮了。”三年的干校的劳动生活真的能使知识分子的思想无产阶级化么？我看不见得。除参加劳动外，必须踏踏实实地学习马列主义，结合自己的思想问题学，结合广大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学，才有助于思想改造。单纯的劳动是不行的。思想改造的好不好，惟一的检验标准是看实践，而不是看自我宣传。《忆向阳》诸诗的写作、发表和出版，是检验的标准。你回北京后近三年来写的诗，也是检验的标准。其中有些诗写作和发表在祖国历史最关键的日子里，曾经令广大读者深表遗憾和愤怒，也使爱你的老朋友感到痛心。
一九七五年十月以后，你给碧野写了封长信，大约有三千字左右，嘱碧野看后转交给我，都是就《忆向阳》诸诗反驳我的意见，包括艺术技巧问题。我认为你的信很能说明你的问题，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勇气回信同你讨论。不久，我就来北京了。到北京后，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更没有谈过理论问题。对于你的这些写五七干校生活的诗，我只能一字不谈。你深知我的性格，即令在我最“倒楣”的时候，我不会随声附和，或说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既不能对你说廉价的奉承话，只能避免同你谈这些诗。
……
信写到这里，决定暂时结束。我们是四十年的老朋友了，但是有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竟不能在理论问题上交换意见。我们今天很需要文艺民主。提倡良好的批评风气也属于民主范畴。有健康的文艺批评，有互相争论和探讨，才能够推进我们的文学创作繁荣，理论展现活跃。我想，既然你的《忆向阳》已经成为社会存在，而且报刊已经有三篇文章（也许还多）予以好评，我不妨将这封长信公开发表，活跃文艺批评空气。你有不同意见，欢迎你写文章反驳。我的《李自成》始终没有得到你的正式（写信或面谈）批评意见，我感到受益太少。也请你直率批评，不管批评多么尖锐，我都欢迎。我们应该共同来推动文艺民主运动，提倡批评风气。
匆匆，即祝
刻安！
雪垠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臧克家在给周扬的信中，认为这位老朋友是为了“个人争名”，是对臧克家对其作品的批评意见的“报复”。对照上文所引的姚雪垠原先对《忆向阳》的看法，即使在旁观者看来，姚的确有些“此一时彼一时”的不同是非标准。这就难怪要引起臧克家的愤怒了。
文艺界也有人对姚的举动不满。姚雪垠写完这封信后原准备在《诗刊》发表，邹荻帆和柯岩为此专门在１２月７日上午去征求张光年的意见，并希望张给臧克家“打个招呼”。张把“文章留阅”。第二天晚上，张将姚的信给臧看，臧“不赞成在《诗刊》发表”。张光年的态度从后来姚的信没有在《诗刊》发表的结果来看，显然是也不同意的。
当年，天津著名诗人王昌定对姚雪垠的文章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以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迫使被批评者坦诚交待，不能认为是一种正派作风，提请批评者要实事求是?”（柴德森：《握笔著春秋 路歧心不迷――读王昌定〈八十起步集〉》，《天津日报》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４日）
文艺评论家涂光群在１９８１年所写的《诗人臧克家剪影》一文中，针对姚雪垠的看法认为，即使在错误路线下，也存在着光明美好的事物（它正是对付错误路线的抗毒剂），这和歌颂错误路线，则完全是两回事，不可等同起来；正如不能将错误路线同共产党等同起来，是同样的道理。文章认为，臧克家“在逆境中，在劳动中，却发现了另一个广阔的新天地，这就是人民、同志、集体；这就是祖国美丽的田园风光及创造物质财富的体力劳动的诗意和美。请问，这种‘歌颂’，与错误路线有什么关系呢？这又为何‘不深沉’呢？”只有正确理解了这种现象，“也会正确理解臧克家表现干校劳动生活的美，描写田园风光的诗，而不会对他吹毛求疵了”。（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下），第３５２～３５４页，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臧克家这封信的结果
接到臧克家的信后，周扬十分关注。臧克家在１９７９年４月２８日致尧山壁的信中谈到了周扬等人对此事的态度：
姚雪垠大批我与徐迟，引起轩然大波，弄到香港去。周扬同志约了谈了话。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同志到我家谈了一小时半，我极安慰。已写好二文，压下不发了。姚利用的势头已过，他十分被动，为友朋所不满。他大赞《忆向阳》信十封的打样，请在《河北文艺》、“文联”同志们中间传阅一下，看看姚是一面，还是两面。
臧克家在致周扬的信中，还提到自己因为写了“批邓”的文章而在《诗刊》作检讨的事情。
此事发生在１９７５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形势下。“四五”运动爆发后，新闻媒体开始了对邓小平的公开批判。《诗刊》奉出版局之命，组织批判邓小平的文章，主编点将臧克家。“在政治情况复杂的时候，个人水平低，一时分不清是非”的情况下，臧克家写了《八亿人民齐怒吼》二首，发表在《诗刊》第五期上。粉碎“四人帮”以后，臧克家为这两首诗，检讨了几次，哭了几次。在给周扬的信中，他为此事又进行了说明和检讨。
现在看来，围绕着《忆向阳》的争论只是一段文坛轶事，在剧烈变革的１９７５～１９７９年，却反映出哪怕就是臧克家和姚雪垠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漂白自己时的尴尬。无论他们怎样挣扎，“在场”的身份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摆脱历史的羁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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